（轉載自貴州大學校友總會公眾號【百廿貴大—校友故事】）
六十二年前的貴州，對我這個生長于重慶，又從未出過遠門的高中學生而言，只知道那是個神秘莫測的地方——崇山峻嶺的云貴高原，少數民族的聚集地。還知道它的首府貴陽市位于崇山峻嶺之中的一塊平地上，是貴州高原上的一顆明珠。命運安排我，將要到那里去求學，去創造我的未來。我懷著激動和忐忑的心情，背著簡單的行裝踏上了遠征的路。從重慶乘6小時火車到綦江縣的趕水，再從趕水乘坐兩天的長途汽車到貴陽。區區480公里的路程耗時兩天多，這就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的交通水平。原貴州工學院（2004年與原貴州大學合并為新貴州大學）坐落在貴陽市南面的一片山岳之中，離市區大約五公里路程。從貴陽火車站背后沿鐵道向南，再沿著一條蜿蜒曲折的上山公路步行約1個小時，就會看到一座被炸開約30米寬的小山包。那山包經過人工修整，形如一道厚厚的山門，穿過這道約二十米長的山門，眼前豁然開朗，像是進入了另外一重天地。平壩和小坡上聳立著雄偉壯麗的學生宿舍和教學樓，上有藍天和白云，下有綠樹和草坪，它們把校園裝點得十分美麗。鳥兒們自由自在地穿梭在綠樹之間，透過樹叢的間隙，隱約可見運動場上學生們的身影。校園中沒有開發建設的地塊上仍然種植著農民的莊稼，可見到一片片綠油油的蔬菜。校園和田園相映成趣，勾畫出了一幅獨特的畫卷。無論春、夏、秋、冬，這里的風都是那樣柔和，空氣都是那樣清新。這里是云貴高原上的一座神圣殿堂，這里宛如世外桃園，這里也似人間天堂。當時，讀大學不交學、雜費和住宿費，只交伙食費；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由國家提供助學金，助學金分為特、甲、乙、丙四個等級，特等助學金除免交伙食費外，每月還有2.5元的零花錢，冬天還有棉衣補助，特等助學金基本上都是農村貧困同學享受了。甲等助學金伙食費全免，乙等只交三元錢伙食費，丙等要交六元錢伙食費。書籍費由個人承擔，也可以不買書，到圖書館借書也照樣可以讀到畢業。從入學到畢業,我每月交三元錢伙食費，所有的同學幾乎都是在沒有任何經濟壓力的環境下，順利完成大學學業。是黨和政府培養造就了我們。剛進大學時，感觸最深的是：教學方式完全不同于中學，上課沒有固定的教室，一會兒上大課，同專業、甚至不同專業的都在同一個階梯教室里上課；一會兒上小課，就在一般的小教室內上課。
學生也不排坐位了，愿意在哪里坐就在哪里坐。什么時候上什么課、在什么教室，都印在課程表上，人人都必須帶著課程表去上課，否則將不知道教室在那里。如果有誰沒去上課，老師不知道，也不會管，同學也不會知道（如果不是有意去找這個人）。如果你是一位絕頂聰明、又十分刻苦求知的人，在一所大學里，學到幾個專業的知識完全是可能的。我直到畢業都沒和班主任說過一句話，他可能也不認識我。教師熟悉的學生大概可以歸納為三類：本學科的尖子生，本學科的科代表，本學科的最差生。其余的學生任課教師大多不會熟悉，甚至不認識。在這座新成立的大學堂里，當時只有三個年級的學生，我們算是第三屆，學校從校長到全校教職員工，都把全部心血傾注到這批學生的身上，決心要把這批學生培養成祖國有用的人才，闖出一條貴州工學院的新路來。土建系河川樞紐及水電站建筑專業，是我就讀的第一個專業。1962年國家教委提出了教育改革，大專院校實行院系調整。7月，貴州工學院遵照中共中央西南局的總體規劃，對全校的專業進行了調整，撤消土建系，河川專業兩個班的學生改讀電機系電機專業，編為電機603和電機604；工民建學生改讀機械專業，編為機制608；道橋專業轉入電機專業，編為電機605班。從三年級開始，我們就改學電機專業的課程,陸續開設了電機專業的技術基礎課：電工類高等數學、電工基礎、電機學、電力拖動、高壓工程、電工材料、電工量計，由于二年級學的是工程制圖，工程材料，現在必須補學機械制圖、金屬工藝學、金屬材料學。政治課學哲學了，是艾思奇主編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我對這門政治課很有興趣，從中體會出“哲學是打開智慧大門的鑰匙”，學好哲學能提高認識問題和分析問題的能力。通過這門課程的學習，懂得了“存在決定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物質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等哲理，初步奠定了唯物史觀，這門課結束后，考試的題目是寫一篇題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的論文。自古就有師高弟子強，嚴師出高徒之說，我們雖然上的是一所新建的學校，卻有幸受教于名師和嚴師門下，學得了真本領。教“電機學”的是一位已經六十一歲的老教授惲震，他是同學們最為敬重的老師，1921年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后留學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攻讀電機碩士，回國后，先后擔任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委員，中央電工器材廠總經理。解放后任第一機械工業部機械科學研究院一級工程師（一級工程師是最高一級的工程師），是我國電機行業的創始人之一，是電機制造業的奠基人。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爭中，因為發表了指責蘇聯支援我國的設備大多是二手設備的言論，惲震老師被打成右派，調離了機械工業部，戴著右派分子的帽子，被發配到了邊遠的貴州工學院任二級教授。他的被發配成全了我們這批學生，否則哪能成為他的門生。惲老師授課深入淺出，形象生動，使人很容易接受電機理論中的奧妙，他對學生總是循循善誘，耐心引導，他像一位神奇的導師，一步步地把我們引入了電機理論的殿堂。有一次同學們相約去探望他，看到的是這樣一個大知識分子，夫妻兩人住在一間僅有12平方米的房間內，一張大床，一張寫字臺，一個衣柜，兩把椅子就是他的全部家具，大量的書籍只能堆放在床下，吃飯就在寫字臺上。看到此情此景，不少同學偷偷地流下了悲涼的眼淚。想不到這樣寶貴的人才、受到學生們崇敬的老師，居然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1962年中蘇反目后，他才被摘除右派分子的帽子，但也再沒教書，擔任省政協委員不久就退休回上海養老，20世紀90年代初在上海去世。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同志還送了花圈。接替惲教授教“電機學”的是龐啟淮助教，他1958年畢業于華中工學院，龐老師雖為助教，但授課水平高，尤其是對電機理論公式的推導講解最為精彩，經他講解后，最難的公式也能記住。在推導三相交流異步電動機電磁轉矩公式時，他那嚴密的邏輯推理，清晰的語音，面部的表情至今仍然歷歷在目。教“電工基礎”的是位講師，叫葛真，葛老師個子不高，大約四十多歲，是本校教授“電工基礎”課程的王牌講師。他把電機專業最難懂的電磁場理論講得活靈活現，使很多難于理解的概念變為明白,為同學們打下了堅實的電工理論基礎。兩位“電工基礎”課的輔導老師毛正明助教,1961年畢業于重慶大學，謝維廉助教1959年畢業于成都工學院，他倆也是同學們熱愛的老師，謝老師擅長引導、講解課堂上葛老師教授的理論問題，毛老師擅長輔導同學們解難題。在他們的教導下，我們順利學完了”電工基礎”課程,為學習“電機學”和“電機設計”鋪平了道路。教“電機設計”課程的也是一位助教，是一位1959年畢業于清華大學的吳浩烈老師。吳老師是上海人，頗具學者風范，白凈的面龐上，架一副黑邊眼鏡，說話慢條斯理，典型的上海普通話，聽他講課簡直就是一種享受。這門課是電機專業學生的“飯碗課”，電機專業培養的對象，主要是各類電機產品的設計者，要學好這門課是每一個學生的愿望，當然大家都希望能有一位好老師。天遂人愿，我們真就遇到了這樣一位好老師，吳老師以他的學識和教導方式帶我們走完了大學本科電機專業知識的殿堂，完成了學業，成為了一名合格的畢業生，奠定了服務于社會的理論知識基礎。我們讀大學的那幾年，正是國家遭受“三年自然災害”的時期。1961年物質條件的匱乏已史無前例，饑餓已威脅到960萬平方公里大地上的每一個人，饑荒和饑餓也伴隨我們度過了那幾年難忘的歲月，更像是上了一堂必修課。國家對大學生雖有特殊照顧——每月糧食定量供應36斤（文科34斤），肉一斤，黃豆半斤。但是對于正在長身體的青年學生，在沒有其他副食的情況下，當然滿足不了身體的需求。我們當年到食堂吃飯和現在大不相同。八個人一桌（沒有坐椅，站著吃飯），每桌一盆用臉盆蒸出來的米飯或者玉米飯，三碗菜（兩素一葷），在食堂中央放有一桶可自助的青菜湯。飯菜都是各桌自行分配，通行的作法是八個人輪流“執法”，“執法”者用一把木(或竹)刀，將那盆飯切成八份，由“執法”者右手邊的人首選，然后依次取出屬于自已的那一份，“執法”者取最后的一份。這樣分飯的目的是為了防止分配不公。由于油水不足，那一小三角飯怎能填飽我們那長期空置的腸胃！饑餓同樣威脅著教師們，他們的糧食定量比我們少得多，只有26斤，老教授們食量小，在理論上，定量低點似乎還說得過去，剛大學畢業的青年教師們，和學生年齡相差無幾，他們怎么受得了呢。他們付出的勞動量比我們大，有的因此也得了腫病。當時我們為了求得肚子一飽，曾組織上山采青杠籽，就是青杠樹上結出的一種果實。這東西本不是為人食用的，嚼起來澀嘴，很難吃，就是因為它含有少量淀粉，可以填充腸胃，我們不畏艱辛到樹林中去采集，采集后將其破碎磨成漿，然后過濾去水，留下的就是青杠籽淀粉。學生們把這種淀粉和玉米面混合蒸熟，就成了混合玉米饅頭，它的味道將隨青杠淀粉的多少而不同，總之仍然很澀嘴的，如果青杠淀粉放多了，那是很難吃的。但是它能填飽肚子，胃的感覺舒服了，大便很結燥，每次大便都十分痛苦。那些年輕的老師們往往很愿意用玉米面和我們換青杠粉，交換的比例是1:2。出于對老師們的同情，我們都會樂意換給他們。組織學生幫助農民干農活也是學校思想教育的一種形式。1961年12月冬天的每個周日，輪流組織學生到貴陽市遠郊農村去幫助農民鋤地。時間為一天，午餐飯菜由學校預先做好，每人發一份自行帶去，吃過早餐出發，晚餐回校吃。當輪到我們班支農的那天清晨，7點半鐘吃完早飯，一輛校車載著全班40多名同學出發了，同學們在車上意氣風發地高唱“社會主義好”，汽車沿著貴昆公路向南走，大約開了一個多小時，來到離貴陽40多公里處的一個名叫姚哨的場鎮，下車后又步行了半個多小時才到達目的地。我們班是幫助一個生產隊鋤地，生產隊長把我們分成幾個小組，分別由農民帶到地頭。從出發地到目的地的沿途，映入眼簾的是一片凄涼和蒼茫。幾株老樹零零星星的散布在田邊地頭，只有光光的灰黑的樹枝，幾片焦黃的樹葉在枝頭上也是飄飄欲落。不遠處的一株枯樹上站著一只老鴉偶爾哇哇的叫幾聲，那聲音在空蕩蕩的大地上久久地徊響著。遠處屋檐下幾個枯瘦的、穿著破舊棉襖的男人，無力地斜靠著門檻，用無神的眼光窺視著我們。一位頭發零亂蓬松的婦女正喂著孩子奶水，邊奶孩子邊翻捉著身上的虱子。同學們見到此情此景無不動情，飽含淚水埋頭快速直朝地頭走去。到了田地里人人都是埋著頭，默默地、麻木地、一鋤一鋤深挖著坭土，像是要把淤積在胸中的悲憤埋藏到這黃土之中。時到正午，該吃中飯了，吃飯時必須背著當地農民，不能讓他們看到我們吃的是什么，因為當地農民很久都沒有吃過糧食了，如果讓他們看到我們吃的是糧食，會產生城鄉矛盾和工農矛盾。一天的勞動很快就結束了，在我們鋤地的一整天里，只有我們在地里干活，不見一個農民出來和我們一起干。完工后，在乘車回校的途中，再也沒有人唱歌了，那不是因為身體的勞累，而是因為心累。后來才知道，當地的農民已經沒有體力下地干活了，他們攝入的那一點點食物僅能維持生命的延續。政府為了第二年有收成，就一方面調集城市大中學生下鄉支農，幫助農民種地，一方面向農民發放救濟糧，以此度過1961年的寒冬。城市近郊的農民可得到這樣微弱的支援，那些邊遠山區的農村呢？那里的農民怎么過？吃不飽飯的學生不能進行大運動量的體育活動。從1961年開始，學校的體育課都改成教練小運動量的運動項目，如教練太極拳、體操等。課外活動也沒人踢足球、打籃球，更沒人在田徑場上跑跳了。學校為了使學生們在課余時間能適當得到體能鍛煉，用在校內舉辦文藝演出的形式激勵學生的積極性，要各系或班出節目；在周末舉辦交際舞會，要求學生們都要參加，提出了“掃舞盲”的口號。而且校長秦天真帶頭參加舞會，為大家作榜樣。學生食堂的舞臺和教師食堂都是舉辦舞會的場所，愛好樂器的同學們有了發揮的平臺，由學生們組成的樂隊吹響了歡樂的號角，給處在生活艱難而沉悶的校園帶來了一片生機。1962年的冬天特別的冷，蔡家關比貴陽市的海拔高出近百米，冬至一過，寒風夾帶著雨雪慢慢降臨了校園，眼見山坡和樹枝一天比一天白，清晨起床也能看到房頂和地面的積雪，晚上睡覺如果沒有另外的熱源，棉被已經擋不住寒氣了。學校為給學生冬季取暖，每間宿舍都發有一個煤炭灶和一個能從室內伸出窗外的鐵皮卷筒煙囪，每人發30斤煤炭，由學生們自行制作煤粑或煤球，自行生火取暖。每當多間宿舍都要生火時，那樓道里全是煙霧，對面都看不見人影，嗆鼻的煤煙籠罩著整個過道，沒有兩個小時煙霧是散不盡的。為了避免經常生火，我們都學會了“背火”，就是在起床后上課前，不需要烤火的時候將炭火封住，不讓它燃燒，也不讓它熄滅。那就得用水調合煤，使其呈半干半稀狀態，把它糊在煤炭上，然后再在頂部穿一個孔，讓炭火能通一點點氣，這樣就能使爐火不熄滅，當要用火時只須敲碎頂部的煤塊即可。這樣既省了生火用的木材又不會造成滿樓煙霧。有了這個煤爐后，晚上在宿舍上自習和睡覺就舒服多了。因為有那鐵皮煙囪，室內是沒有太多煤氣的。這年春節（1962年1—2 月的寒假期間）我沒回重慶，主要原因是不能增加母親的負擔。那時回家一趟，來回的路費和食宿費要40多元，接近母親一個月的工資，我回家一趟將會使他們節衣縮食半年，雖然家人團聚其樂無窮，但是經濟的壓力是實實在在的，我怎能忍心為己之樂而忘親人之苦呢？記得那一年班上只有我和黎煌同學兩人沒有回家。黎煌很聰明，對文學、棋牌特別愛好，能寫出漂亮的文章，隨口背頌唐詩宋詞，是班上墻報主編，也是主要的撰稿人。象棋也下得很不錯，是一名攻擊型選手，曾獲得過全校亞軍。 我和黎煌在這個假期中過得很滋潤，早上看看書，寫寫毛筆字。老師曾經告誡我們：“你們走上社會時都是大學畢業生了，如果字寫得不好會被人瞧不起。古人云，字如其人，雖不完全對，但大多如此，應該在讀書期間再好好練練字。”午睡后我倆就下下象棋，我不是他的對手，在他犀利的攻勢下，我很難有還手的機會，多數是敗在他手下，當他心生懶散時或許能夠贏得一次。這樣的對手最多能下三盤也就索然無味了。下完棋后就到校園中散步、聊天。放假幾天后春節就到了，春節那天，學校給留校的學生每人發了半斤面粉，半斤肉，讓同學們自行包餃子過年。包餃子是我的拿手。從小就在父親那里學得了這門手藝。我倆決定合伙包餃子，缺少韭菜怎么辦？黎煌說：“到廣闊的天地去，那里大有可為。”我倆當即下樓奔赴到那廣闊的天地，綠油油的一片韭菜地郁郁蔥蔥，不想下手都不可能。我放哨，黎煌割韭菜，5分鐘的時間我們就滿載而歸了。在我的精心操作下，包了整整一百個餃子，看著那秀美的餃子，黎煌不住地夸我還有這樣的手藝，我們中午和晚上分食了所有的餃子，算是過了一個北方式的春節。這個寒假沒有回家，過得也很充實。1962年2月的寒假過后，學生們都陸續返校了，家住農村的同學帶回來一些聞所未聞的消息，說是在他們那個縣的農村餓死了人，樹皮都被吃光后就吃觀音土，吃了觀音土不能大便，人就被活活憋死。這樣的消息不脛而走，在學校傳得沸沸揚揚，最后被黨委知道了。召開全校師生大會，由黨委書記講話辟謠，要求同學們聽黨的話，不信謠、不傳謠。這次大會后再也無人議論農村死人的事，曾經傳言過死人事的同學都噤若寒蟬，成天提心吊膽。1962年的國慶節貴陽市要舉辦全市大專院校匯演，學校很重視這次匯演。校黨委宣傳部部長達昭親自抓這項工作，安排校舞蹈隊到省歌舞團學習兩個舞蹈，規定參加這兩個舞蹈表演的同學，要留校在暑假排練，要爭取拿到名次。達部長說：“這是一項政治任務，必須完成。”那時只要把小事說成“政治任務”，誰也不能再有異議，否則將會給你戴上一頂合適的政治帽子。學校對此還特別做出決定：凡參加這次排練和演出的同學免收暑假伙食費。不知為什么，我被推薦進了校舞蹈隊，要參加這兩個舞蹈的排練和演出。好在這個暑假我不回家，對此安排特別滿意，那可是能節省近兩個月的伙食費。校舞蹈隊里除我和一位上海女生鐘園園外都是貴陽人，貴陽的同學對于隔天要從家到學校來回跑頗有怨言，不過他們發完牢騷也都就位了。我們到省歌舞團學了兩個舞蹈，一個叫“土族打歌舞”，表現土家族喜慶豐收的舞蹈，歡快而豪放。一個叫“有一個美麗的地方”，是云南白族的舞蹈，表現農歷三月三，白族青年男女尋覓愛情的故事，優美而細膩。在一個多月的暑期中，每周用三天的時間排練，當假期即將結束時，達昭部長專門到校來檢查我們排練的結果。觀看后，他十分滿意，當即表示要把“有一個美麗的地方”確立為學校的保留節目，一代代的傳下去，還特意吩咐食堂加菜，達部長和我們共進了午餐。兩個舞蹈演出后都獲獎了，“土族打歌舞”獲三等獎，“有一個美麗的地方”獲得一等獎。新的一學期又開始了，大三下學期學完了電機學、電力拖動等技術基礎課，學期結束后要到昆明電機廠去實習。同學們都盼望去昆明，一是能見識真正的電機廠和電機生產過程，二是能到春城去游山玩水。我們這一代年輕人一般都沒出過遠門，班上的同學誰也沒有去過昆明，昆明的秀麗風光世界有名，能有機會去那里實習，怎不令人企盼？去昆明實習的時間終于確定了，1963年6月19日——7月24日，除路途時間外，整整一個月的實習期。學期考試一結束，同學們就踏上了往昆明去的旅程。那時從貴陽去昆明要先坐汽車到云南的沾益，再從沾益坐一種當時云南特有的窄軌小火車到昆明。1963年6月19日的清晨，學校包的公交車到學校接我們。馬上就要出發了，就要去見識新天地了。同學們一坐上車就興奮起來，像是從籠中飛出的小鳥，歡騰鵲躍，青春的激情在蕩漾，那是一種對新生活的渴望。一路上歌聲笑聲不絕于耳，直到口干舌燥才慢慢歇息下來。汽車行駛十個小時后來到安順場。那時的安順就是一個小鎮，沒有一幢高樓，在不大的一塊平壩上有一片七零八落的舊式平房，商鋪的貨架上稀稀拉拉的擺放著不多的物品，上面積滿了塵埃，一看就知道是沒人要的東西，一兩個店員沒精打彩地坐在那里，用無神的眼光打量著我們這群生龍活虎的年青人。整個場鎮充斥著貧窮、落后和愚昧。在安順場住了一夜，第二天車行約60公里來到世界馳名的黃果樹大瀑布。陽光照射下的大瀑布奔騰直下“九千尺”，折射出星星點點的亮光，呈現出一派五顏六色的景象，耳邊轟鳴著響徹云霄的瀑布聲，那無比壯觀的景致實在令人驚嘆。哇!哇!太美了!同學們情不自禁地縱情吼叫起來，情不自禁地唱起了贊美祖國大好河山的歌曲，那歌聲一陣陣地高高飄揚到了藍天之上。離開黃果樹后驅車路過水城，再穿越貴州省和云南省交界地六盤水，汽車奔馳在云貴高原上，祖國的壯麗山河呈現在我們眼前，我從來沒見過那樣大的山，黑壓壓的一個接一個望不到盡頭，汽車忽而奔馳在谷中，忽而又翻上了山脊，一眼望去，兩旁的深淵深不見底，這才真體會到了萬丈深淵的含義。第二天傍晚時光到達云南省的沾益縣城。那里是云貴高原的紅土帶，滿山遍坡都是紅色的土，我從沒見過這樣的土壤，這里種植的稻子不是水稻，是旱稻，生長期很長，產量不高，可是煮出來的飯粒是亮晶晶、油浸浸的，特別好吃，不要菜都可吃下兩碗白飯。那天晚飯我多吃了一點，還傷了胃腸，整整一晚上都不舒服。晚飯后立即乘坐小火車連夜奔往昆明。從貴陽到昆明總共只有500多公里的路程，走了兩天一夜，在同學們都精疲力竭時，終于在6月21日早晨抵達了昆明電機廠。班長為同學們安排好住處后宣布放假一天，有的同學累了在廠休息，也有不怕累的相互邀約要去游覽名山古跡。慕聶耳“翠湖春曉”的大名，我們去了翠湖，順便參觀了云南大學的校園。云大校園古木參天，校門里的幾株楠木樹更是雄偉壯觀，建筑物和環境布局都透出20世紀30年代的氣息。翠湖公園名不虛傳，那一湖碧綠的湖水引人入勝，憑欄觀魚躍其樂無窮，柳蔭下垂臺鉤欄，夕陽映在湖面上更是氣象萬千使人陶醉。大家一時興起，決定租船游湖，一同游湖的是：右起曹麟章、顧永康、關祖靈、袁文孝、龍長弟和我。黎煌擔任了攝影師未能在船上合影。昆明電機廠是一座中等規模的電機廠，生產中、小型的異步電動機，中型同步發電機和變壓器三大類電機、變壓器等普通系列產品，這種工廠最適合電機專業的學生實習。我們的住宿被安排在一個像倉庫一樣的房子中，只有門沒有窗，室內的木地板離地面有30公分高，地板就是床，全體男生就打地鋪住在這間屋子里。條件雖然十分簡陋，同學們的學習熱情仍然很高，誰也沒有覺得這樣不好，因為我們本就沒有享受過什么好的住宿條件，清貧對我們來說已是一種本能。實習任務是：分別用三周時間在電動機車間、發電機車間、變壓器車間參觀實習，用一周的時間做總結，寫出各自的實習報告。要求將參觀實習中看到的、學到的實際知識與學過的理論知識相結合，要寫出學到的電機、變壓器制造工藝。這種認識實習對我們實在太重要了。書本上的三相異步電動機定子繞組展開圖我已很熟悉，但是嵌入定子鐵心后的繞組我一點也看不懂，電工師傅熟練地、毫不遲疑地往定子中下線，看得我十分茫然，看了很久也沒看出個所以然。我們身背電機專業大學生的招牌也不好意思問，若要問：“你這是怎么下的線？”一定會讓人覺得荒唐可笑，只能留待以后再說了。
在發電機車間主要參觀實習的內容是勵磁機的加工過程，其中又以換向器的加工過程為重點。專門請了一位工人師傅講解換向器制作工藝，他用實物對照講解，比老師畫在黑板上的圖直觀多了。通過他的講解，整個換向器的結構在我們的頭腦中形成了完整的印象，這種印象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又一個星期天到了，這天由班長提出全班集體游西山、看滇池、瞻仰聶耳墓。這一倡議全體通過，并決定早飯后出發。站在昆明電機廠門口遠望西山，可以看到“睡美人”睡臥西山的美姿，一縷長發垂于滇池之中。我們乘公交車至山腳后就徒步上山，上山的公路蜿蜒曲折，公路兩側古樹參天，而且樹種很多，其中不少珍稀植物，簡直就是一個天然植物園。一路上有不少寺廟，個個金碧輝煌，在一座供奉彌勒佛的大殿的立柱上有一幅對聯，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仍然記憶猶新。上聯是：大肚能容容天容地于人何所不容；下聯是：開口便笑笑天笑地凡事付之一笑。橫批是：笑口常開。多么精辟的哲理。聶耳墓在半山腰，那時似乎沒人管理，它孤零零地躺在荒坡上，墳前立有一塊碑，上面刻有“人民音樂家聶耳之墓”的字樣。全班同學在聶耳墓前合了影，也算是一個歷史的紀念。游西山的終點是龍門，要去龍門必須翻山越嶺、攀登懸崖絕壁方能到達，好在祖先已為后人登龍門在懸崖絕壁上開鑿出了一條通道，那是在垂直的石壁上開鑿出的一道槽，有的地方還直接是打的洞，槽連著洞，洞連著槽，一直連通到龍門。我們沿著這條通道拾級而上終于登上了龍門，站在龍門上眺望滇池真有“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歐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之感，五百里滇池盡收眼底，怎不心曠神怡。
在昆明電機廠實習的最后一項是變壓器的制造工藝，重點是鐵芯疊片和線圈繞制，鐵芯片的剪切工藝要求很高，必須無毛刺不卷邊，否則疊片系數達不到0.98的要求，這將使鐵耗增加效率降低。線圈的繞制對我們來說也是很新奇的，書本上講的螺旋式繞組總是沒能形成空間概念，看了工人師傅的實際操作才真正了解到它的制作方法。通過實習，我深感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重要性，這一認識指導了我一生中的學習和工作，自覺地總是把兩者結合起來，受益匪淺。三周的實習很快就結束了，為感謝昆明電機廠對我們實習的支持，實習隊決定與工廠舉辦一次聯歡會，搞一場籃球友誼賽。由于我們是三個班同時在這里實習，校舞蹈隊的成員有五名，校籃球隊的成員有兩名，系籃球隊的成員更多，完全能應對這兩個活動。這兩項活動我都參加了。表演的節目中就有“有一個美麗的地方”。籃球友誼賽也有一個小故事。那天中餐，食堂為每人供應了全月定量一斤的鹽肉。現在想起來這種供應方式簡直不可思議，哪有一餐飯吃一斤肉的道理。而且7月中旬正值炎熱之際，學生們無法儲藏，這不是要叫人一次吃完一斤肉嗎？可是在當時似乎也無不可，沒人提出任何異議。男同學們都十分痛快的飽餐完那難得的肉，有的女同學根本無法全部享受，有兩位女生“求”我幫忙，大約各自捐贈了二兩五，我全部消滅了它們。當時無論是生理上還是心理上都十分滿足，可是到了下午，當籃球比賽到下半場時，那一斤半肉在肚子里發作了，下腹疼痛難耐，只得下場到另外一種環境中全部處理掉方才消停。這是平生一次食肉最多的一次，也是最得不償失的一次。昆明電機廠外有個小市場叫半邊街，不少農民在那里賣農副產品，在這里我們見識了有名的“云南十八怪”，還記得這樣一些怪：雞蛋穿起賣、粑粑叫耳塊、吹火筒當煙袋、草帽當鍋蓋、大姑娘稱老太、襯衣穿在毛衣外、不吃面條吃米線、被子正反兩面蓋、雨傘下面談戀愛、圍巾當作帽子戴……、火車不如汽車快。實習結束，總結開始，前三天寫總結，后三天進行評議，要求在昆明把全部實習任務完成，回到貴陽就放假。總結中同學們都不約而同地表達了在實習中取得的收獲，大家都深切地體會到，只有理論結合實際才能得到真正的知識。在總結過程中發現有位同學丟失了一張變壓器圖紙，為此事班委會組織了專題會議，要丟失圖紙的同學做檢討，要同學們對此事展開批評，甚至把問題提高到泄露了國家機密的程度。我認為有點小題大做了，發言說：丟失圖紙是不應該，至少是責任心不強的表現，也應該受到批評，但把這事提高到泄密則大可不必，這不過是一種最普通的變壓器，先進國家的變壓器比這種變壓器的技術先進多了，而且不就是一張總圖嗎？上面什么機密都沒有。我的發言立即遭到“左派”同學的嚴厲批評，甚至比批評丟失圖紙的同學更厲害。實習期結束了，我們滿載而歸，到校后宣布放假，我重整行裝回重慶。1963年9月1日，新的一學年開始了，我9月2日才趕回學校，學校還沒有行課，還有少數同學沒返校。最后的一年也是最關鍵的一年，所有的專業技術課都將在這一年中學完，這些學科都是今后工作的“資本”。對電機系的學生而言，最重要的是“電機學”、“電機設計”、“電力拖動”、“高壓工程”。四年級新增了電機設計、高壓工程、發電廠及電力網、電機瞬變過程等課程，電機設計是電機專業的吃飯學科，與此同時電機學、電力拖動、電工基礎、工業電子學仍然在上，不過都已接近尾聲。學習相當緊張，消化各門功課的內容、演算各種習題要花費大量的時間，每天晚上能在十一點鐘睡覺就算是早的了。在四年級所學課程中，最難的是“電機 瞬變過程”，這門課的理論性特別強，幾乎全是用數學形式表述同步發電機瞬變狀態下的物理概念。給我們授課的老師說過這樣一句話：“我講這門課很吃力，有的問題我也沒弄清楚，你們學到多少算多少吧。”好在這是一門選修的考查課。這門課程的內容在工作中沒有用到過，現在一點印象都沒有了。我最看重的是電機學和電機設計這兩門功課，下的功夫最多，對后來的工作也最為有用，自認為也學得也不錯。學完變壓器設計部分后，做了變壓器的課程設計，老師給我的課題是設計一臺3000千伏安、三相交流50赫、10000/400伏、星/三角—11聯接的油浸自冷式三相變壓器。設計時間為兩周，一周做電磁計算，一周做結構設計，結構設計僅繪制總圖。因為有較多的參考資料，又有老師的指導，同學們都按時完成了這項課程設計。初步掌握了變壓器設計的方法、步驟、參數選擇要點等基礎知識，也算是老師把我們領進了變壓器設計程序的大門。學完直流電機設計后，課程設計也是安排的兩周，但只做了電磁設計，要求要計算出兩個方案，列出方案參數表，選擇一個最隹方案。直流電機的電磁計算比變壓器復雜，我們那時的計算工具是計算尺和算盤，算一個方案至少都要一周，還必須白天加晚上。畫一張總圖更困難，起碼要一個月的時間，課程設計一般都不畫總圖。學習緊張，時間也飛快，考試臨近了，學期就要結束了，吳老師在本學期結束前的最后一堂課上，向我們宣布了“電機設計”的考試方法：本學期采取抽簽（抽取試題）考試的方法，一簽一題，全部口答面試。要求回答問題要準確無誤，不能拉大網，不能用“網不住大魚網蝦米”的方式答題，一問多答要扣分，回答內容不全也要扣分，答題時老師不提示不阻止，由你們自己發揮。我們從未經歷過這樣的考試。這種考試的特點是應試的內容很少，時間很短，而且沒有重點，猜題、碰運氣是絕無可能的；但復習的知識范圍包羅萬象，必須十分全面，否則若抽到的題剛好沒復習到，豈不完蛋。考試那天，同學們在考場外等候，吳老師在另一間教室面試，叫到誰，誰就進場應試。同學們都是邊看書邊等待應試，誰都不愿放棄臨考前的“抱佛腳”。萬一現在看到的剛好就是馬上被考的題呢!誰知道？凡是考完出來的同學都會被問考的題目，因為已抽掉的題目就不會再有。終于叫到我了，我強迫自己鎮靜，我沉住氣一步一步的走進考場，從吳老師面前的面盆中取出一個紙卷，慢慢展開來，把題目反復看了兩遍，將題單交給了吳老師。吳老師安撫著我，讓我不要慌，慢慢思考，想好了再說。我穩穩神、清理著思路，然后解答著題目，答完后我自認為正確無誤了，信心十足的說：“吳老師，我答完了。”他帶著一種讓人猜不透的微笑說：“還有沒有補充的。”我說：“沒有”。他又問：“你到底答得對不對？”這一問使我緊張起來，思考片刻后說：“是對的。”他仍是那個樣子微笑著說：“好嘛，你可以走了。”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快步走出考場，急切地翻開書尋找那道題的內容，確定了我答得完全正確。此時正好一位同學答完題出來，下一位尚未進去，立刻搶先返回考場對吳老說；“吳老師，我剛才的回答是對的。”他這次是開心的笑了，似乎是覺得我這名學生也過于認真，笑笑說：“你答的是對的，你也經受住了質疑，好，放心吧!”我這才一塊石頭落了地，“電機設計”的考試成績這學期得了5分（當時實行的是5分制）。“電工基礎”可以說是我在上大學時碰到的最難的一門功課，尤其第三冊最難，這一冊研究的是電磁場理論，是三維空間中的電磁場現象和規律，也是交、直流電機運行中存在的物理現象。研究的方法全是運用微積分的數學形式來表述物理特征，物理概念深奧，數學形式也復雜。一位畢業于西安交大的老師在課堂上說過這樣一句話：“在西安交大，考試“電工基礎”第三冊時，一個班有一半的人不及格是正常現象。”為了學好這門課、考好這門課，我幾乎做完了“電工基礎習題集”的全部題目，但是，我沒能獨立做完所有的題目，有的是請教老師和同學完成的。其中有這樣一道題：“一個點電荷在一個橢球體的電場中（不是球體表面）的某點，受到電場力的作用，要求該點電荷所受到的電場力。”我做了五、六個小時也立不起這道題的積分方程，問了幾個同學，他們也沒做出來。只得去請教輔導老師、號稱解題高手的毛正明助教，他看了題目后說：我現在回答不出來，回去做做看，明天再回答你。第二天他對我說：“很慚愧，我列不出這道題的三重積分方程式，你找數學老師試試。”我又去找數學老師請教，老師看完題目后說：“我雖然可以寫出橢球體的三維積分方程，但是我建立不起物理概念，立不出這道題的方程式。”至此，我也死心了，老師都沒做出這道題目，這樣的難題也不可能考試了。努力總不會白費，期末考試取得了較好的成績，“電工基礎”得了4分，這已經算是不錯的成績了。這學期的“電工基礎”考完后，全班的成績真是不理想，有三分之一的同學不及格。四年級的課程像飛一樣的結束了，轉專業需補學的功課也按規定補完，但是學時也已大大超出，兩個月的暑假被壓縮成了二十二天。
當年的八月八日才放暑假，本來預計到湘潭電機廠作畢業實習的計劃被取消，從九月一日起，作一個半月的畢業設計，然后就是半個月的畢業鑒定和分配。為了符合國家規定的1964年畢業生分配的時限，我們必須在1964年11月底以前到接收單位報到，否則將列入1965年的畢業生分配計劃。畢業設計是多門學科的綜合運用，它包含了電機學、電機設計、電機制造工藝學、電工材料、機械零件設計、機械制圖、金屬材料工藝學等相關學科的知識。給我們的設計任務是，每位同學獨立設計一個規格的三相交流異步電動機，這種畢業設計能使學生系統而完整地掌握該電機的電磁設計和結構設計的理論和方法。雖然簡單一點，但是很完整。另一種畢業設計方法是，由幾人組成一個組，共同完成一臺三相交流同步發電機的設計，每人只管其中的一部分。電機雖然復雜一些，但是每人接觸到的范圍有限，難于全面掌握電機設計的全過程。吳老師分配給我的設計任務是一臺JO型28KW、50HZ、380V、Y接電動機。要求計算兩個電磁計算方案，優選其一；按電磁設計的要求做出結構設計，畫出總裝配圖，寫出設計說明書（代設計任務書）；電機的經濟技術指標要達到國家標準的規定；電機的制造工藝能符合我國的實際。一個半月內完成。完成后交教師準備答辯。我們當年的答辯僅僅是老師對學生一對一的提問式答辯，省去了費時的公開答辯方式。要完成這樣的設計任務是很緊張的，當年的計算工具只有算盤和計算尺，繪圖當然是“紙上談兵”。我們這些學生首次做這種設計，選擇電磁參數毫無經驗，若無老師指導，一個月也做不出一個電磁方案。同學們大多是在老師的指導下確定主要參數的，它們包括：定子鐵芯的內外圓尺寸、定、轉子鐵芯槽數及基本尺寸、氣隙長度、磁通密度、電流密度等等，然后算出第一個方案，第二個方案才是自已獨立調整參數完成的。設計中允許采用當前世界上的先進技術，但必須加以說明。由于有這樣一個條件，同學們往往都會在設計中用足先進技術，使自己作出的設計更加完美，但是不一定所有的工廠都能生產出來。經過45天夜以繼日的努力，大多數同學都順利完成了設計任務，只有少數幾個同學是在別人的幫助下才勉強完成的。我的設計被老師評為優。到此，圓滿完成了大學的學業。那時的心情有如完成了一樁偉業，實現了人生的轉折般舒暢，又有如釋重負之感。“學生，學生，分數就是學生的命根”是十六年學生生涯的鮮活寫照，我們從此再也不會為“分數”而活了。鑒定，這是20世紀50—80年代的人們都多次經歷、也十分熟悉的事。那是“思想改造，培養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的行之有效的方法。這種鑒定無處不有：中學、大學畢業有畢業鑒定，工作轉正有轉正鑒定，改變工作崗位有離崗鑒定，每年有年終鑒定等等。鑒定的程序是：先由本人寫出自我鑒定書，鑒定書中必須包括對工作學習的總結，對思想活動的自我認識，思想活動就是對形勢的認識，對的可肯定，錯的要做自我批判。這稱為自我鑒定。再由在一起學習或工作的同學、同事對被鑒定人提出肯定或批評意見，最后由組織對被鑒定者作出組織鑒定。鑒定材料都會被裝入個人檔案，這份檔案就成了這個人的注釋，隨附在了他的身上。它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一個人的前途和命運。畢業設計做完后已經是1964年10月15日，學校宣布立即開始作畢業鑒定，規定在半月內完成，一周時間寫出自我鑒定，一周時間進行組織鑒定。這段時間相對來說是比較寬松的，自由度和伸縮性都很大。班上組織了全班同學照相，并制作了畢業紀念冊，同學們相互之間又邀約合影。總之在這一段時間里，大家都過得非常輕松和愉快，似乎是學生時代最歡快的一段。彼時學校新建的游泳池剛好竣工，云貴高原的10月已經秋風習習，有了寒意，但同學們都躍躍欲試。顧永康首先挑戰，說他敢去游泳，還有誰敢。我當即應戰，心想我是長江邊上長大的人，難道還輸給你貴州山里的人不成。立即回應說：“老顧，我陪你游，誰先上岸誰算輸，輸者鉆桌子。敢不敢？”同學們都起哄起來：“我們作證，走，去小龍潭游泳池。”那是一個多云間陰的日子，氣溫不算太低，大約17—18度吧，來到游泳池后，只有我、蒲世民（身穿短袖汗衫者）、顧永康脫衣下水，（右起）楊鍵通、黎煌、張文棟、曹麟章、楊先學、余學文都是看客，他們有的是“旱鴨子”，有的怕冷不敢下水。下水后蒲世民只游了50米就爬上了岸，我和老顧仍在奮力比賽，可是他的游泳技術和耐寒能力顯然不如我，大概他游了300米吧，認輸了，急不可耐地爬上了岸。為紀念這次難忘的“游泳比賽”，留下了這張寶貴的照片。看! 楊鍵通還穿著棉大衣，余學文穿著毛衣呢。一段難得而可貴的輕松很快就過去了，組織鑒定開始了。在自我鑒定書中，我認真而詳實地回顧了四年大學生活中的學習、生活和思想過程，總結了在四年中所學到的知識和技能、取得的成績和存在的缺點；剖析了在各項社會活動和政治運動中的思想動態及其取得的思想進步；表達了對黨培養教育我成材的感恩戴德之情；表示了跟黨走的決心，一定不辜負黨的希望，要以所學報效國家和人民。整整寫了二十頁近萬字的自我鑒定書，那是向黨敞開的誠摯的心扉，順利通過了鑒定關。貴州工學院有一個傳統，每屆學生畢業時都要召開全校大會，校長和黨委書記到會講話，對畢業生致以祝賀和寄予希望、表彰優秀學生。然后校領導、老師和畢業生一起聚餐（未畢業學生不參加會餐）。我們畢業時，校黨委書記蔣匯澤的一段話至今記憶猶新，他說：“你們這一屆畢業生中，有60%的人是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是黨培養了你們。現在大學畢業了，要到生活的大學去勞動，去學習!要自覺地、不斷地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在階級斗爭、主產斗爭、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中鍛煉自己，當好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他的這個講話就是20世紀黨對青年知識分子的評價和要求。幾十年來中國廣大的知識分子也是這樣看待和要求自己的。是黨培養了我們，是國家哺育了我們，聽毛主席的話、跟黨走，是天經地義的事，我們都會終身銘記在心。會上表彰了十名“全優生”（入學到畢業考試成績全五分），我的高中同學馬超華名列其中。那個年代，報考研究生的條件之一必是“全優生”。馬超華報考了研究生，但沒有考取，畢業后分到貴州省交通研究所工作，曾任該所所長。會后聚餐，那是四年來我們享用到的最豐盛的午餐，雞、鴨、魚、肉樣樣俱全，還有一瓶酒。老師來向學生祝賀，學生去向老師謝恩、道別，同學們相互祝福，“祝你事業有成。”“祝老師身體健康。”的祝福聲此起彼復，一瓶酒頃刻之間化為烏有，沒有酒就以水代酒，臨別的真情充斥著食堂的每一個角落。1964年10月底，學校公布了我們的分配方案，參加分配的電機專業有三個班，共142人，公布的分配方案讓同學們“樂開了懷”，全是大城市，與專業的結合也不錯。有的同學說，這種分配方案用不著填自愿，隨便分我去哪里，我都愿意去。當然，從地域上說，因人而異也還是有區別的。最遠的是東北的佳木斯電機廠，哈爾濱電機廠，最西北面的是蘭州電機廠、蘭州煉油廠，其余的各大城市有：北京（多個部機關）、上海（分到上海的有三十多個名額）、天津、鞍山、西安、南陽、成都、重慶、貴陽、廣州、昆明、桂林、濰坊等等城市。凡是中央各部或部屬企事業單位都在分配方案中直接體現，是直接分到單位。凡是地方各省所屬單位，則是先分配到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主管部門，然后再進行二次分配，上海人事局就有27個分配名額。學校規定，每人可填五個自愿，但第一自愿必須填“服從分配”。很多同學見分配方案這樣好，五個自愿都填上了服從分配。學校在畢業分配的問題上是很人性化的，凡能照顧的都給予了照顧，當時有這樣一個政策：已結婚的同學可分配到愛人所在省、市工作（分配方案中有的省、市，下同。）；已經確立了戀愛關系的同學，可分配到同一單位或同一省、市。但，照顧了關系就不能照顧專業。我填的四個自愿是：1.天津電氣傳動研究所；2.四川省高教局；3.西安微電機研究所；4.天津水力發電設備廠。公布名單后才知道我根本沒資格去“天傳所”，他們是要兩名黨員，顧永康和田作斗榜上有名，他們兩位都是從部隊保送來讀書的調干生，也都是黨員。當時分配到四川的只有六個名額，其中四川省高教局兩名，成都無縫鋼管廠一名，132廠三名。四川同學大約有20多名，幾乎都想回川。分配方案公布后，同學們高興得活蹦亂跳，絕大多數同學都如愿以償。分到佳木斯的每人還補助棉衣棉褲和現金。分到上海市人事局的和四川省高教局的都要再分配，暫時還不知道最終的工作單位，但已無關大局。我以為最終會去四川省的某一高校教書，我對教書也很有興趣。我們班好像只有盛英秀一人悶悶不樂，與同學們的喜笑顏開形成鮮明的對比，她低著頭快步走出了教室。我與另外兩位同學也跟著她出了教室，問她是怎么回事，分配到那里。她說：“鞍鋼”，說完就哭了起來。說來也巧，分配方案中的其它地方——單位或者城市，都有兩個以上的同學，唯獨“鞍鋼”就她一人。她是因為既遠且孤單而哭泣的，她從未出過遠門，想到要到那么遠的地方去獨立生活，能不哭嗎？同學們對她也只能勸慰加鼓勵，毫無其它辦法，誰都知道，要想改方案是絕不可能的。有好事者曾向知情人打聽過，為什么會把盛英秀分去“鞍鋼”。其原因既不可思議也符合那個年代的思維定式：“她太嬌氣了，應該到艱苦的地方去鍛煉。”系里的領導如是說。還有一位上海嬌小姐被分到哈爾濱電機廠，那么多上海的名額，就是不分她回上海，也是要讓她去東北鍛煉。這都應理解為“黨對青年的關心和愛護”。隨著分配方案的公布，同學們要做的事情就是辦理離校手續，整理行裝，購買車票，回家探親，然后赴任了。至此，我們結束了人生中最為難能可貴的青春時代，我們將迎來新的生活，踏上人生的新的征途。1960年9月1日入校，就讀于原貴州工學院（2004年與原貴州大學合并為新貴州大學）電機工程系電機專業，電機604班，于1964年10月畢業。為貴州大學建校120周年華誕而著。2022年4月寫于重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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